“我的父母都是老海油，我从小就跟他们住板房、住帐篷，咱海油人不怕吃苦。可刚到尼玛还是把我吓了一跳，那里的条件比我能想象到的还要艰苦，就像50年代的电影纪录片一样，只有黑白两种颜色……”                                    ———中国海油援藏干部王跃

“尼玛，那里是生命的禁区”

　　2005年4月，援藏项目组张欣持续高烧不退，被送到了西藏军区总医院，给他看病的是一位从边防哨卡下来的医生。得知张欣在海拔4700多米的尼玛工作，医生叹口气：“太不容易了，海拔4000米以上，每再升高100米，对人身体的伤害就会增加一倍，尼玛，那里是生命的禁区。”

　　张欣回忆他刚去尼玛时的情景：“出拉萨不一会就再没有了绿色，从拉萨往那曲走，越走心越凉。”从那曲到尼玛有近660公里的路程没有公路，往来的车辆只能沿着前面的车子留下的轨迹行进。车子跑起来非常颠簸，河沟、冰川、沙尘暴随时都会成为拦路虎跳到面前。在藏北无人区如果发生陷车连个做支撑点的石头都找不到，他们能做的就是坐在车里啃着方便面和风干肉，任窗外突如其来的沙尘暴把车窗“刷”成毛玻璃。

　　援藏项目组的一张照片清晰地记录了一次惊险的陷车经历。时值雨季，项目组的李明和几位同事去正在修建的定居点察看工程进展。“那条河沟去的时候明明能过去，回来的时候怎么就把车陷进去了呢？”李明指着照片告诉我，“车开到河中间就熄火了，水很快往上漫，不一会儿就到了腰部，我们只有打开天窗盖爬上来。”幸运的是尼玛县卓玛乡正在举行赛马节，一辆运送比赛物资的大卡车经过他们陷车的地方用绳子把车给拖了出来。

　　“李明他们很幸运，我的一个好朋友———临近的班葛县县委伦白书记却在2005年从县里去那曲地区的路上遇到陷车，伦白书记和司机等几人一起被洪水冲走牺牲了。”谈到陷车时，王跃沉痛地告诉我。

“吃饭睡觉也是我们的工作任务”

　　在藏北的内地人之间流传着“三个不知道”的说法：不知道睡着了没有，不知道吃好了没有，不知道是男是女。

　　高原环境干燥、高寒，含氧量只有内地的50%左右。援藏人员到达海拔三千多米的拉萨就全都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头痛、头晕、眼胀、胸闷、失眠、流鼻血，有的甚至出现呕吐现象，吸氧也无济于事。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强烈的身体反应才慢慢缓解下来，但在平均海拔4800米被称为“绝对生命禁区”的尼玛县，援藏项目组经理吕明说：“我都在那儿待了两年多了，可还是要经常吸氧。”

　　于永杰回忆起在西藏工作的两年很感慨：“因为缺氧，我们一天不吃饭都不知道饿。”2004年8月到尼玛的于永杰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体重从一百三十八斤降到了一百零八斤，整整瘦了三十斤，两年头发就脱落近一半。“我最怕的就是那个风干肉，一点味道都没有，上面还有寄生虫和干血丝。”项目组成员李明提起在西藏的饮食就浑身发抖。两年了，如果不吃安眠药吕明仍然整夜难以入眠。因为缺氧，援藏干部在电话里给总公司汇报工作时说几句话就得喘粗气，本来想好要汇报几项内容的，可说着说着就给忘了。“我们脑子不是进水了，是缺氧了。”项目组副经理杨青山笑笑。

　　对援藏人员来说，在尼玛想洗个澡太难了，他们基本上一两个月才能洗一次澡，有一次，回拉萨休息，张欣在洗澡之前在电子秤上称了一下体重显示有87公斤，等洗完澡出来再称变成了86.5公斤，“好嘛，搓出一斤泥来。”说到这儿,张欣无奈地笑了。

　　“吃不下我们也得硬往下咽，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也得睡，不然哪来的力气和精力工作。”为了更好地工作，援藏干部和项目组成员把吃饭、睡觉这些大家平时当作休息和享受的事情也变成了工作。为了克服缺氧带来的记忆力下降，几位援藏干部每次汇报工作之前都要精心准备一下，把要汇报的工作在一张纸上列出来，以防到时候忘记或者漏报。

“缺氧不缺精神，低氧不低标准”

　　“缺氧不缺精神，低氧不低标准”，这句话挂在援藏项目组的每一个施工现场。

　　当地政府对援藏干部非常关心，从生活、工作各个方面给予帮助。“他们给我们配备了最好的司机，并且劝我们尽量减少外出以免发生意外。”项目组的同志告诉我，“可我们项目组一共才四个人，每年上千万投资，那么多工程，不在现场我们心里不踏实。”

　　两批援藏干部在西藏两年的时间跑遍了分布在尼玛县15万平方公里上的13个乡镇，调研、施工、慰问，他们把工作实实在在地做在了尼玛最需要的地方和藏族同胞的心上。“他们生活简单，工作认真，容易沟通，从他们身上我们认识并了解了海油。”在当地干部群众眼里，海油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

　　2004年，在结束在尼玛的工作之前的半年时间，崔立军和王跃挤出时间再次跑遍了尼玛的十几个乡镇，通过再次调研、分析和总结对比得到翔实的一手资料，写出了一万多字的《关于尼玛县今后建设项目的建议报告》，对后面的援藏扶贫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王跃告诉我，“我们提出拆除街边的那些老房、危房，可把尼玛县的领导和群众心疼坏了，他们担心拆了全县仅有的那几间破房子，县城就空了。”援藏干部和项目组同志拿出他们精心制定的“尼玛县长期发展规划”跟尼玛县的领导和群众耐心地做工作，说服他们接受，他们终于狠下心来，同意拆除部分老房、危房。县城初步改造完成后，定居点和干部周转房里既有卫生间和阳光棚，又有储存牛粪的门房，新建的建筑既具有现代气息又保留了西藏当地的民族特色，整个县城面貌焕然一新。县领导站在尼玛宾馆楼上感慨道：“要是当初都听王县长的建议就好了，看，现在多漂亮。”

　　工程建好了，当给这些街道、宾馆、定居点起名字时，当地干部群众认为这些项目都是海油投资、援藏干部用心血建起来的，应该在名字里加上海油二字，这样能够让大家记住海油的大恩大德。“是什么村就是什么村，是什么路就是什么路，不能在尼玛这个藏族同胞居多的地方到处都是海油村、海油路，我们来是做事的不是来签名的。”

“您真不容易，我理解……”

　　在同几位援藏干部聊天中，哪怕是已经结束在尼玛工作两年多的王跃和崔立军说到尼玛都是“咱们县，我们海油”，在他们眼里，尼玛和海油俨然已成一家。

　　　一次出差途中路遇泥石流，当地司机多布杰（藏语意为大力士）让崔立军和其他单位的援藏干部一样到旁边的宾馆睡上一晚，自己留下来看车，可崔书记还是坚持留在了车里陪司机。后来有一次车子在沼泽地里抛锚，多布杰抢先一步走到刚打开车门的崔立军面前：“崔书记，我背您，别把您鞋子弄湿了。”看着还不如自己高的“大力士”，崔立军的眼睛湿润了。

　　2002年11月，尼玛大地已是冰雪漫天，崔立军和王跃去县医院看望住院的病人，在简易病房遇到了刚生产过的牧民产妇。孕妇妊娠8个月早产，母子就睡在地上，地上铺一张牛皮，盖着一个被子，尽管有一个牛粪炉子，凉意还是挥之不去。她丈夫轻轻地将她头上的围巾掖好的举动，让崔立军难以忘却。“孩子早产，大人身体弱，为什么不住有床的房子？”他们忍不住问。回答让他们震惊：这样的房子一间一天2元钱，有床的要贵一些，她可能住不起，不过，她能来医院已经比那些路太远不能来医院的人要好多了。看到这些，他们忍不住会想家，也会想到理解和支持自己的父母妻儿。“我们的工作离不开家里的支持，”说到家里时，几位援藏干部显得很内疚。

　　刚去尼玛时才24岁的张欣和李明都是家里的独子，临走前两人的父母拉着吕明的手说：“吕县长，孩子就交给你了。”吕明说：“每天早上起来我都要点个数，他们出现场不管多晚我都得等他们回来了才能安心睡下。”吕明兄弟三个，两个在国外，临去西藏之前父亲过世，家里只有老母亲自己。2006年，老母亲突发重病住院一个多月，吕明又不在身边，“当初她老人家不愿意我去的。”吕明满脸愧疚。

　　2006年，于永杰的独子参加高考，这是关乎孩子一生的大事，可当时正是夏季，是西藏一年中最适宜工作的时间，“我只能在电话里沟通报考学校、专业。”老于叹口气，“有时候拨几十次都拨不出去，出了县城手机就没信号了。”

　　去年十一长假，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的孩子去西藏看望老于，非要去尼玛看看他工作的地方到底有多苦。老于劝阻无效，从那曲下了国道车子开上去尼玛的土路才两个小时，孩子的眼泪就出来了：“爸，我不去（尼玛）了，您真不容易，我理解……”

　　在采访最后，记者问几位援藏干部在尼玛几年的工作有多苦？他们这样回答：

    “感受藏族同胞意志、品质的坚忍与顽强，从他们豁达的人生观中再一次领悟生命的意义，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我更加珍视现在的良好工作生活条件，在本职岗位上多做贡献。”

　　　　　　　　                             ——中国海油一期援藏干部崔立军

    “我们和父辈们一样———咱海油人不怕苦，我时刻提醒自己，海油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而我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是这支队伍在雪域高原的代表。”

　　　　　　　　                             ———中国海油一期援藏干部王跃

    “在尼玛工作两年，对我们的心灵进行了净化，思想得到了升华。我们也就在那工作两三年，援藏干部苦，再苦也苦不过当地干部，他们为尼玛付出的是全部的青春年华。”

　　　　　　                                 ———中国海油二期援藏干部于永杰

    “由苦而知甜，人生这种经历不是每个人都有，我时刻牢记自己代表着中国海油、代表着国家对贫困地区的关怀，把自己当作当地干部，融入西藏的生活和工作中去。”

　　　　　　                                 ———中国海油二期援藏干部吕明